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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中国人口结构或类似日本1992年
美国房地产周期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,因为房地产属于典型的年轻型消费品,25-44岁年龄群体是消费房地产的主流群体,到了45岁以后房地产消费占比会持续下降。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出现人口老龄化,其中25-3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,从1981年的1995万,降至1991年1573万,降幅达到21%,最终在1991年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的破灭。故从国际经验看,随着45岁以上中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,房地产投资和消费均会遭遇历史性拐点。
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查结果,25-34岁年轻人是购房的第一大群体,约占购房人数的50%,第二大群体是35-44岁,约占购房群体的24.5%,故25-44岁的这一年龄段要占到购房人数的75%左右。
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,人口红利的拐点来得更早:15-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经达到74.5%的高点,到2013年这一占比已经降至72.8%。预计到2020年这一占比将会降至70%以下。而25-4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总数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。从美、日、韩等国经验看,伴随着25-44岁人口总数见顶,地产销量也会出现拐点。
此外,还有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反映经济增长动力指标——劳动年龄人口(20-64岁)与老年人口之比,按国际统一口径计算,中国在2010年降至7.5,而日本是在1975年降至了7.5,两国相差35年。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故劳动年龄人口的降速更快,预计到2021年该指标就会降至4.8,相当于日本1992年的水平,与日本相差29年。但1992年恰好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段。这也是为何我担忧中国在2020年左右会出现房价全面下跌的原因之一。
由于人口政策导致人口结构的失衡,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大约只须用30多年时间就达到超级老龄化阶段 ,而一般发达国家大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,如中国的劳动力/老人会在2021年到达台湾地区、韩国2017年的水平,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进一步下降。而且,到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/老人将降低到2.5,开始低于美国,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活力也将弱于美国,或2035年后GDP增速低于美国?
2011年后资金流对房价推升作用渐升
如果说2010年之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走了一轮全面普涨的大牛市的话,那么,2011年之后只能说是结构性牛市了。因为随着流动人口增速的下降,房价受资金面的影响开始上升。
中国经济增长自2009年之后,广义货币M2的规模超常增长,超过美日成为全球最大。同时,M2/GDP的比例大幅上升,即从2008年的1.58倍,迅速上升至1.9倍左右,如今已经超过2倍。即中国经济靠投资(货币与之配套)推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,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水平也大幅上升。
房价受货币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:第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、增速与购房杠杆率;第二是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;第三是社会资金的流向。这三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。
从居民收入水平的角度来解释各地房价高低的差异,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。如上海、深圳和北京的房价之所以高,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全国前三;浙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江苏和广东,尽管GDP总量远低于后者,这就可以解释浙江的整体房价水平为何高于江苏和广东。
比较典型的案例是温州。2011年之前,温州的房价水平在当时是比肩于杭州的,而杭州的房价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京深沪。温州在2000-2010的10年间,常住人口增长20%,远低于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速。而且,温州的人均GDP也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,那么为何温州的房价涨幅如此之大呢?我觉得,人均GNP是重要解释变量,因为温州商人不仅遍布全国,而且在欧洲等发达地区也有很多经商的温州人,这就使得温州人的实际收入水平要远高于人均GDP。因此,温州的民间资金总规模也非常可观,温州炒房团曾经名噪全国。
但2011年之后,温州的房价便出现了大幅下跌,原因在于温州人经营的企业在经济走弱的背景下,负债率过高、债务成本过大等问题凸显出来,只能通过卖房来解决偿债问题。而当地政府又通过大量拍卖土地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,进一步逆转了温州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。另一个案例是鄂尔多斯,其房价也是从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跌的,一个仅仅靠煤炭涨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,势必也会因为煤炭价格的下跌而衰落。
不过,房价的涨跌与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有较大的相关性。如2011年不仅多个地区的房价出现下跌,而且,钢铁、煤炭、有色及其他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出现了向下的拐点。这应该与央行采取收紧的货币政策有关——2011年共有三次加息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。此外,央行还上调了首付比例。可见,房价的下行与货币政策收紧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。
回顾2010-2015年这5年间官方一年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化,可以看出,货币政策总体趋于宽松。如2010年的一年期利率为2.75%,存准率为18.5%,到2015年末,利率降至1.5%,存准率降至17%。其中,2015年分别有5次降息和降准,故房价表现大大好于2014年。有研究机构统计,期间(2010年年末至2015年年末),一线城市房价累计上涨46%,涨幅明显。相比之下,二线城市的涨幅仅为10.8%。同期,三、四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不断递减。一线城市中,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79%,为全国之冠。
关于社会资金流向对房价的影响,不妨以北京、上海和深圳为例。如果单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,这三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也不过比中国最贫困省份高出1倍多一点,但平均房价水平却为何要高出7、8倍呢?这其中有社会资金和财富向一线城市集聚的因素。因为大城市所集聚的教育、医疗和文化等公共服务优势,以及投资信息、财富增值机会等是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,所以,它们不仅吸引国内资金流入,也同样会吸引国际资本。国际上如纽约、伦敦、墨尔本、温哥华等地,房价水平同样不是完全由当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决定,而是受到投资移民、国际游资等因素的影响。
2017年后流向楼市的资金或将减少
如前所述,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减弱,中国楼市已不再具有全面普涨的行情,那么,资金推动型的结构性行情还能持续多久呢?对此,不妨还是从居民收入水平及变化、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和社会资金的流向这三个方面来分析。
首先,从居民的收入水平看,自2013年起,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不仅呈现下降趋势,而且低于GDP增速,更大大低于全国整体的房价涨幅。此外,居民房贷增速提速、购房加杠杆也是从2013年开始的,除了为满足消费所需之外,投资性购房的群体比例应该不低。国内居民强烈的投资房产偏好,使得购房者每年需要支付巨额的购房款,且还贷压力长期存在 ,因而抑制了日常消费需求。如201 6年新房(住宅)销售额是9.9万亿,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(人均3.36万元*7.93亿人)约为37%,即便扣除2016年银行给购房者的4.8万亿新增房贷,加上20万亿房贷余额的利息成本约1万亿,估计购房者在楼市上的投入费用要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3%(目前农村居民在城镇购房总规模金额很小)。
其次,从货币政策的宽松度看,央行将今年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态度非常坚决,因为2015-2016年的货币政策整体偏宽松,导致了货币泛滥,如2016年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增加30多万亿,远超M2的规模增长。今后几年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及外汇净流出,货币增速应该会缓慢回落。在全球的货币流动性趋紧的趋势下,中国也面临利率上行的压力,此外还有去杠杆的供给侧改革任务,故今后的货币环境对于楼市而言并不利。
第三,从社会资金流向看,尽管楼市目前还是社会热钱的最大去处,但热钱会随着热点切换而改变流向。过去楼市一直能成为热钱的主要流入市场,与楼市的赚钱效应有关,因为土地受管制,故市场化的供需调节机制一直没有形成,从而造成了房价泡沫不断变大。
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涨不跌的市场,房地产周期一般是18到25年,如果从2000年开始算起,这个周期的上行阶段也已走得差不多了。若楼市今后几年一直稳住不涨,则会引发投资客的抛售压力,因为既然是投资总得追求预期回报率,故楼市要维持价格平稳很难;如果楼市今后几年继续上涨,则泡沫继续扩大,也为楼市泡沫的最终破灭起到催化剂作用。
市场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替代房价下跌,如俄罗斯就是这种模式。但中国经济的体量要远大于俄罗斯,且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出口第一大国,尽管存在较大的本币贬值压力,但贬值不可能一步到位,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也不能容忍人民币大幅贬值。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作为非贸易品的房子、股票等存在明显泡沫,而作为可贸易品的生产资料或消费品的价格与国际价格基本接轨,并不存在明显的“泡沫”(或通胀)现象。如果通过贬值可以让房价不跌,那又如何能同时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不涨呢?
可以设想一下,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,则央行必然上调利率,事实上,美国步入加息周期后,将对中国目前偏低的利率水平构成持续的上推压力,从而打压房价。更何况在外汇管制条件下,居民配置外汇资产的比例极低,有长期增配外汇资产的动力,这也势必会导致减配房地产。
总之,经济增速必然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性的减少而不断回落,2016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在全球的份额首次出现下降,表明我国货物流动性也开始减弱,从增速看,人口流、资金流与货物流均在下降,这是经济的发展阶段特性所决定的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逆转,哪怕是继续限制土地的供给,也无法避免房地产熊市的出现,这就像股市必须的经历熊市和牛市一样,到了熊市,采取如暂停新股发行、国家队救市等各种手段都会失效。
因此,我们分析或预测房地产市场的盛衰,不能仅仅局限于判断土地供给政策、房地产去化率或房产税何时推出,而是应该把楼市和股市、债市一样,放在宏观经济的大系统、大周期里去看,这样才会看得清楚、想得明白。